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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原始青瓷窑址群概述

 发布时间:2010-11-23

朱媛  朱建明(德清县博物馆 313200)


【摘 要】德清原始青瓷窑址群的发现,改变了以往人们认为德清窑只存在于六朝时期的观点。从商末周初的黄梅山窑址,到西周末至春秋时期的火烧山窑址,再到器型丰富、制作精美、工艺高超的亭子桥和冯家山窑址,德清原始青瓷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完善,是研究我国青瓷起源的珍贵材料。

【关键词】德清   原始青瓷   窑址群


   位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西部的湖州市德清县,是我国六朝时期德清窑瓷器的主要产地。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以后,湖州市和德清县的文物工作者在考古调查工作中又新发现了一大批古窑址,并采集了大量的实物标本。这些古窑址中有商末周初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以及东汉、隋唐时期的瓷窑址。本文着重关注湖州和德清原始青瓷窑址。


   一  

   1.商末西周时期

   黄梅山窑址:位于与德清县武康镇龙胜村毗邻的湖州市青山乡黄梅山,现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器型有豆、罐、器盖等(图一),成型采用拉坯或泥条盘筑结合轮修的工艺技术,器物内地均有旋坯留下的痕迹。豆盘与豆把式分制后再衔接,罐类内壁有拍印纹饰时抵手留下的垫窝。纹饰主要有席纹、云雷纹、回纹复合云雷纹几种,印纹较浅。施淡淡的青黄色釉,釉容易剥落。黄梅山窑址所出器物和纹饰特征不见于吴越地区流行的土墩墓或土墩石室墓,根据对这种墓葬的分期,一般认为其上限在西周早期,下限不晚于战国早期。据此,该窑址烧造原始青瓷的时代约在商代末至周初[1],开浙江青瓷烧造之先河。西周早期至中晚期烧造原始青瓷的古窑址虽然至今未被发现,但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德清县博物馆与1999年对德清独仓山,南王山土墩墓群进行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大量原始瓷器[2],该土墩墓群的第二期,第三期出土的原始青瓷豆、尊等典型器物应当是属于本地烧造的,西周时期德清原始青瓷制作工艺可见一斑。

   2.西周末至春秋时期

   有火烧山、防风山、苦竹坞窑址等5处[3],其中火烧山窑址位于武康镇龙山村火烧山,面积约1000平方米。产品以原始青瓷为主,印纹陶少见。器型有原始青瓷碗、盘、直腹罐、卣、簋、钵、盖等(图二)。

   为配合掘步岭水库的加固加高清淤工程的建设,2007年3-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和德清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研究所,对窑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露窑床3条,灰坑10多个(图三)。火烧山窑址的发掘取得了许多收获和认识[4];

发现的窑床均位于山坡上,有一定的坡度,具备了龙窑的基本条件,所以这是目前已发掘的最早利用山坡斜度筑窑烧制原始青瓷的长条形窑炉遗迹,为探索我国龙窑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窑址发掘现场

   根据考古发掘的地层叠压关系及器物类型学排比、本窑址共可分成西周晚期及春秋早、中、晚四期9段。其中春秋早期是本窑址的鼎盛时期,产品种类丰富、制作精美,装饰有大量的纹饰,并且釉色较佳。仿青铜礼器的器物主要见于此期,腹部往往装饰有繁缛的纹饰,主要有:勾连云纹,细乱云纹、双勾线“S”形纹、云雷纹、对称弧形纹等。纹饰个体较大、风格粗放、排列杂乱,且常见重叠拍印的现象。春秋中期以后仿青铜礼器的器物基本消失不见,碗的数量占据绝对地位,少量的盘、罐等也均为实用器。纹饰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均锐减,仅保留罐上的对称弧形纹和部分碗上的纵向细密水波纹两种,风格细密、排列整齐有序,重叠拍印现象较少见。胎质比早期更加致密细腻,施釉技术明显进步、胎釉结合更好、生烧、剥釉现象大为减少,釉层变薄、施釉较为均匀,釉色变淡,呈淡青色。春秋晚期在中期的基础上,器类进一步减少,仅有盅式碗,分子母口与尖圆唇两种,直口直腹,平底素面,胎、釉制作技术进一步提高。

   烧造技术上,未发现垫具,部分器物底部粘有极厚的砂层,当为直接将器物置于要穿上。从春秋早期后段开始出现间隔具,但数量极少,春秋中期前段大量发现,主要是一种近似于圆锥形的托珠,三个一组使用,春秋中期后段以后则又基本消失不见。

   浙江是原始瓷的重要产地,火烧山窑址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处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的原始瓷窑址,也是目前已发掘的最早的纯烧原始瓷的窑址,揭露了属于龙窑的窑床遗迹,填补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段空白,对于探索中国早期青瓷的烧造技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火烧山窑址的产品及其丰富,出土了一大批包括卣、鼎、簋在内的仿青铜礼器产品,为江南大型土墩墓中出土的此类器物找到了原产地。这对于探索当时社会的手工业生产状况,交通运输情况以及社会分工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仿青铜礼器产品与碗、盘类实用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象征身份与地位的显赫物品,它的出现代表了社会分层的出现或进一步发展,对于探索江南地区吴越文明的发展、国家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3.战国时期

   这一时期的窑址有冯家山、南山、亭子桥、下阳山、鸡笼山、塔地里、前埠、窑坞里等处、其中部分窑址的调查报告已经发表[5]。这些窑址分布的地点分属武康镇龙山村、龙胜村和洛舍镇砂村。窑址群集中分布在一条自西向东约6公里的丘陵带的两侧低缓破地上,附近一般多有溪流、小河汇入远处的小山漾后再往东数里注入东苕溪,往北约45里注入太湖,水上交通十分便捷。历年来在上述窑址采集的标本,有碗、盘、盅、豆、钵、洗、盂、罐、瓿、匜、钟、錞于等,其中仿青铜礼器产品最引人注目(图四、图五)。

   战国时期德清原始青瓷烧造的最大特点是窑场范围进一步扩大,附近有小河、溪流经过的丘陵山坡一般多能发现窑址的遗迹,且遗物堆积丰富,说明当时的烧造量很大,同时也说明原始青瓷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从器物群来看,它改变了春秋晚期仅局限于碗、盘、盖单调的局面,出现了许多新器形,在大量烧造人们生活所必需的大宗日用品碗、盘之类的同时,罐、瓿等大件储存器产量巨大,同时发现各窑址几乎都兼烧钟、錞于、鼎、熏等仿青铜礼器,器型、纹饰丰富多彩,呈现出战国时期原始青瓷生产的勃勃生机。

   战国时期的拉坯成型技术又有了很大的进步。首先是对瓷土原料的选择与加工更加讲究,使胎料的可塑性增强,具体表现为瓷胎细腻呈灰色,胎体较春秋时期明显变薄。碗的造型变化最大,它完全改变了春秋晚期厚重的直腹盅式碗的形态,以直口、弧腹、平底碗取而代之,采用一次拉坯成型,外底有线割痕迹,胎体自碗底起至口沿渐渐变薄,这种弧形的碗大小配套,在使用时与手掌更加体贴而又轻盈。杯、盅作为饮具制作时也是一次拉坯成型,最大腹径在接近底部处,因为重心下移,即使在盛满液体时稍稍晃动也不容易外溢。瓿、罐等储存器改变了春秋前期大口、直腹的形态,为小直口、丰肩、弧腹、平底,更加容易加盖封存,但是在制作时难于一次拉坯成型,则采用上下分制后衔接的新工艺。瓿的肩部最常见堆贴的铺首,是先用模具制作后胎接;仿青铜礼器的鼎、甬钟、熏、鼓座等,都是分别后采取轮制、模制、堆贴、刻画等多道工艺以后合成,集中体现了战国时期德清原始青瓷成型技术的先进性。

   这一时期,器物的装饰手法多变,用“百花齐放”来形容其装饰艺术也不为过,即使是最常见的碗也有多种纹饰,常见有弦纹、水波纹、瓦楞纹、堆贴“S”纹等。瓿、洗、杯、罐等堆贴的铺首用模具制作,铺兽有两种形式,一般较扁平,在牛鼻的位置突起一环形穿,有的作桥形,其中衔环轮廓分明,形态各异。罐的造型与瓿相似,不同之处是在肩部堆贴小圆穿,它们的肩至上腹部有的装饰水波纹、弦纹、瓦楞纹、有的点戳正反两个“C”形纹组成的“S”形纹。尤其是那些仿青铜礼器的产品,都是以云雷纹为主体纹饰,集刻划、模印、堆贴、戳印于一体,装饰手法不厌其烦,纹饰繁缛,其风格与同期青铜器相似,使这一时期的陶瓷装饰艺术更加绚丽多姿。

   由于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古窑址仅限于地面调查,对窑炉遗迹无法了解,从窑址分布地形分析,应该是利用山坡的自然坡度,采用自然抽风技术的龙窑。从采集的标本来看,装烧采用叠烧法,为了防止器物粘连,改变了前期使用垫珠作为间隔窑具的方法,而改用一种白色的粉末状物质作为器物之间的间隔物,器物的内外底多留有此类白色物质,这对降低窑位,增加烧造量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以往被认为到东汉时期才被广泛使用的窑床垫座窑具此时已大量使用,这种窑具呈筒形,上部为圆形托面,筒身有镂孔,有的有刻画符号或几号,说明制瓷工匠已经认知窑场底部窑温相对较低,需要用这种筒形窑床垫座抬高其窑位,以增加烧成的成品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窑炉装烧技术的改良与进步。


   二

   德清战国原始青瓷窑址器物群与江苏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同类器物群是最具与可比性的。鸿山越国贵族墓经过发掘,出土青瓷器、陶器、玉器等共计1098件。鸿山越国贵族墓地是继绍兴印山越王陵之后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填补了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考古的空白,成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6]。2005年我们曾前往无锡参观越国贵族墓地考古陈果展览,这批似曾相识的精美绝伦的原始青瓷器、无论造型、胎釉、纹饰、工艺特点与德清战国原始青瓷窑址所出惊人的相似,于是,我们对窑口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研究[7]。

   无锡越国贵族墓地出土的原始青瓷可以区分为日用器与礼器两大类、碗、盘、杯等小件日用器与德清战国时期的冯家山窑,亭子桥窑、下阳山窑和南山等腰采集的同类器物标本一致。此类器物也是上述窑址最大宗的产品。鸿山越墓出土很多仿青铜礼器的带盖豆,在冯家山等窑也分别采集到盖与豆,通过鸿山的出土,我们认知盖与豆是配套组合使用的。鸿山出土的青瓷盆形鼎,浅腹、立耳、高足外撇,与窑坞里窑采集的完全一致。鸿山出土的青瓷罍,直口、鼓腹、平底,肩部一对兽面形铺首,有的肩腹部饰弦纹、正反“C”形纹组合的“S”纹、瓦楞纹,青黄色釉,施釉不及底,与德清战国时期原始瓷窑址大量生产的瓿,无论造型、纹饰、胎釉如出一辙。鸿山出土较多的青瓷附耳盆,多直口、下腹急收、平底、上腹刻划密集的水波纹,口下附加兽面耳,在德清战国窑址均已采集到几乎相同的标本。在冯家山窑和亭子桥窑我们还采集到甬钟与錞于的标本,甬钟的篆部以斜线纹相隔,内有云雷纹,左右有脱落的枚留下的圆痕,鼓部刻划处长方形框,内饰云雷纹。錞于标本的沿部饰斜线纹,肩部戳印正方“C”形纹组合的“S”纹。与鸿山越墓出土的甬钟、錞于大同小异。值得注意的是德清冯家山等窑的礼器装饰除广泛使用正反“C”形纹组合的“S”纹外,还大量出现云雷纹,但是在鸿山越墓出土器物上只见“S”纹,几乎没有见到云雷纹,这种现象是时间上的差异还是礼器级别规格上的差异有待于研究。鸿山越墓出土的原始瓷璧形器,角形器、高温器、冰酒器、三足缶、悬鼓座和大量的仿青铜礼乐器应该认为是当时专门为越国贵族墓随葬而定制的明器。目前在浙江所发现的诸多古窑址中,烧制原始青瓷甬钟等礼乐器的仅有德清的亭子桥和冯家山等窑址,经过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鸿山越墓和浙江德清等地采集的原始青瓷窑址标本测试分析:“鸿山越墓出土的原始青瓷与浙江德清窑所用原料相近”,“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青瓷器可能为浙江德清一带烧制”[8]


   三

   德清原始青瓷窑址群的发现与研究,必将促进对越国文化的研究,同时又有助于我们认识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区古墓葬,古遗址所出相同器物的烧造地点问题。专门为越国贵族烧制礼器的窑场的社会性质等问题,也值得我们不断去探索。

   德清原始青瓷窑址群是古越民族璀璨的物质文化遗存,它从商末周初直到春秋战国,在不断的生产实践中逐步提高制瓷工艺水平,包括原料的选择、釉料的配置、成型技术、装饰手段、窑具与窑炉技术等,是研究我们青瓷的起源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注释

   [1]  潘林荣:《湖州黄梅山原始瓷窑址调查简报》、《东方博物》第四辑,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独仓山与南王山——土墩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7年。

   [3][5]  朱建明:《浙江德清原始青瓷窑址调查》,《考古》1989年第9期。

   [4]  火烧山窑址考古收获一段文字由该窑址考古领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建明先生提供。

   [6][8]  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管会:《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7]  朱建明;《德清战国原始青瓷制作工艺初探——鸿山越墓原始青瓷的产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