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瓷中心产区早期龙窑研究王屹峰（浙江省博物馆310007）

【摘要】中国古代青瓷中心产区早期龙窑及其产品遵循的是一种经济型原则。本文通过解析龙窑的各个结构，认为在长达1500年以上烧制原始瓷的实践中，窑工对于龙窑技术的认识和改革是逐步的，其动因在于提高产量而非质量，节约成本并追求利润最大化。从宏观上看由于不停地改革窑炉及其相关技术，使得龙窑技术越来越趋向成熟。龙窑的渐趋成熟，在烧制原始瓷及其向早期越窑青瓷发展的这些过程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关键词】龙窑  特征

   本文所要讨论的青瓷，是指主要以瓷石为胎、所施之釉以铁为着色剂（草木灰配方）的瓷器，包括原始青瓷、早期越窑青瓷、晚期越窑青瓷、龙泉青瓷及官窑等。中心产区，指杭州湾两岸，不同时代中心产区的具体地点也不同，在龙泉窑兴起之前，青瓷生产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规模以及延续时间，均以此地区最具代表性。早期，则指在此区域内匣钵被大量使用前，即自先秦原始瓷生产时期，再历汉、六朝，下限至中唐。

   在青瓷中心产区已揭露早期龙窑窑址，按时代顺序排列如下：德清火烧山窑址［1］、萧山前山窑址［2］、树牛寺窑址［3］、安山窑址［4］、绍兴富盛长竹园［5］、德清亭子桥窑址［6］、湖州杨家埠窑址［7］、上虞帐子山窑址东汉龙窑［8］、上虞大园坪窑址［9］、小陆岙窑址［10］、鞍山窑址［11］、尼姑婆山窑址［12］、帐子山窑址晋代龙窑［13］。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帐子山窑址发掘的东汉龙窑，有人认为由于窑炉均仅残长4米左右，所以发掘者所谓的两窑的前段，实际上应为后段［14］。这个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帐子山窑址东汉龙窑的真实情况是：前段已残；发掘者所谓的前段也不是后段，而应为中段，即Y1为28°、Y2为31°；后段即发掘者所称的后段，Y1为21°、Y2为14°。以此类推，鞍山窑址发掘者称全长13.32米，宽2.1—2.4米，前段坡度13°、后段23°，那么实际上应为前段13°、中段23°、后段近平（图一）。一?选址、建窑窑炉全部建于低山山坡近坡底处，直接在山岩上建窑。瓷石是生产瓷器的主要原料，而山体本身就是瓷石，如在安山窑址发掘时锄头磕碰岩石产生的粉末，经雨水浸泡，呈白色粘稠状。不同山体的区别在于瓷石质量的优劣。建窑时选址是有意识地选择在原料（尤其是瓷石）富集地带的。充足的原料是窑场选址最关键的因素，但是其他因素有时候起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古代窑场的倒闭原因却往往不在于原料的匮乏——原始瓷、越窑青瓷主要生产地区至今瓷石资源依然丰饶，而在于政治、经济、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15］。

   

   目前还没有在浙江地区发现原始瓷的作坊，所以瓷石是否经过粉碎、淘洗仍然还是个疑问。最近几年在野外调查原始瓷窑址时，还常常发现当地村民开山取用瓷石矿作为粘合添加剂一类的工业原料，有的取料点山体断面的上层呈现为石质，中下层是貌似岩石而实际已风化的土质，只要用手一捏就成粉状，加水则呈白色粘稠状，有的则呈褐色，含铁量很高（图二），两者似乎均可以直接取来制作陶瓷器［16］。但是，在生产原始瓷的江西鹰潭角山商代窑址，发掘者报道揭露了一系列的作坊遗迹［17］。在原始瓷生产区域采集的瓷石，无论是质感和颜色，还是化学成分，均与原始瓷、早期越窑青瓷的胎体非常接近。有学者认为“当年小仙坛等制瓷作坊是利用本地天然的不需要人工配制的原料生产瓷器的”［18］。同时建窑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建窑前先对山坡稍作平整，如安山窑址的Y1“由于窑床直接建在岩石上，在岩石自然低洼地用印纹硬陶片为主的垫实作适当平整，再以5至10厘米厚的黄土铺底，其上再辅以一层细砂”［19］。富盛窑炉的窑底厚度约0.12米［20］，也较近似。

   没有迹象表明具有宗教或风俗意义上的方向规律，一般仅仅是按照山坡的走势确定合适的筑窑方向（表一）。如火烧山窑址的山脊线大致呈东西向，山坡朝南或朝北，发现的窑炉均在朝北的山坡，Y1方向为近乎正北的350°，不远处的Y3方向352°，均与山势一致，同时窑头必在低处，窑尾必在高处。

   二  结构

   （一）平面组成

   先秦时期的窑炉结构一般分为二部分，三部分的结构在战国已开始出现，东汉则较为普遍。从已发掘的窑址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龙窑结构，除了富盛Y1外，其余均只见火膛和窑床两个部分，发掘时在窑尾段均未发现挡火墙和排烟系统遗迹［21］，而且窑尾平面均呈长方形。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那时没有设置具有增加抽力和排烟双重作用的功能性结构，但可肯定缺乏通过设置挡火墙和调节排烟坑倾斜度对火焰在尾部实施有效控制的认识和能力。而东汉至六朝时期的龙窑结构则可以明显地分为火膛、窑室和排烟坑三个部分，与倾斜度的变化有着相似的同步性，这显然是为了某种目的有意识地对窑炉进行改革和探索的结果。唐宋以后均呈较为稳定的三部分结构。

   

   （二）窑底沙层

   在以上提到的龙窑的窑底之上，普遍铺设一层细沙层，这层细沙层的颜色与周围红烧土和窑壁的颜色也有明显差异，相对较淡，非常显眼（图三）。沙层的厚度均相似，较薄，有些在发掘时作了测量，在0.1米之内。由于窑床是倾斜的，一般在16。左右，而装烧的器物如需层层摞叠，就无法呈垂直状平放于窑床上。在窑底铺设沙层，将最下面的一件器物平放陷于沙层中，则可解决这个矛盾（图四），有学者很早就提及此点［22］。后世的分室龙窑虽然也常见窑底铺沙的情况，但由于这类龙窑的窑底是台阶式的，也就是每室的窑底均是水平的，所以没有铺沙的必要，所以这也许是一种传统的惯性，也许是为了防止物件（匣钵）与窑底粘连。

   （三）窑顶、窑壁

   富盛、前山、安山、亭子桥等处均发现窑顶坍塌在窑室内的情况，其中前山的保存相当好，窑顶内壁可见密集的竹条痕迹（图五），由此判断其建筑过程。一般情况下从窑底以上0.2米或0.3米就开始起拱，到窑顶的高度应该超过1米，在前山通过实验发现拱顶高度大约为1.2米（图六），这样的高度仅供人蹲着进出。帐子山东汉Y1，发掘者“根据窑墙加拱顶的高度和窑具加最大器物的高度推算，拱顶正中至窑底的垂直高度在110厘米左右”［23］，与此接近。两侧的窑壁相对较薄，外侧有护窑土［24］，这也可以稳固以竹为骨架的拱券结构的两侧低部。窑顶壁相对较厚。在已发掘的这些窑炉中，虽然有的保存较好，有的保存较差，但可判断多数使用了与前山极其类似的营筑手法。毕竟发现和发掘的窑炉只是极小一部分，对于先秦时期的实际情况，还需要考虑到技术的不成熟性和不稳定性，以及技术传播、传授的复杂性等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先秦龙窑全是这种竹构、草拌泥壁、拱券顶模式了，树牛寺的窑炉就是个例外（图七）。

图五  萧山前山窑址炉顶塌块骨架痕

图六 萧山前山窑址窑炉复原实验

 图七 萧山树牛寺窑炉局部

   三   长度和宽度的选择

   以上窑炉，较为完整的有5条，长度分别为：前山Y2斜长13米，安山Y1、Y2均超过10米，尼姑婆山龙窑约13米，鞍山龙窑13.32米。火烧山的窑炉虽然不完整，但是根据遗迹现象仍然能够估计出长度，分别为Y1约9.4米、Y3约5.96米。虽然这些完整或接近完整的窑炉的长度测量方法有所不同，有的是测量斜长，有的是测量平面投影长度，但这并不影响其价值。

   之前曾经修正过关于先秦、汉、六朝时期龙窑长度的发展规律［25］。随着近年来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现在可以更确切地说，龙窑长度的选择，其建筑技术至少在春秋中晚期已相当成熟和稳定，之所以采取10余米的长度，就是受所需产量的支配，而且为了产量并考虑成本，这个时期在器形设计、成型技术和装烧方法等因素上都采取了同步的改革措施。不仅龙窑如此，北方地区早期半倒焰窑窑炉技术改进和发展的动力也在于产量的需求［26］。

   先秦原始瓷产品主要用于土墩墓的随葬，而土墩墓的分布集中在三个区域，即黄山—天台山以南地区、杭州湾—太湖地区和宁镇地区［27］。这三个区域加起来，古代主要是越地以及为吴逐渐占领的越地，在今天只相当于浙江、江苏南部和安徽北部等地，范围并不大，基本不出越地及吴地，明显是本地自销性质，比不得后世的越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在外销刺激下的需求量和生产量。

   龙游白洋垅东汉龙窑长14米［28］，之所以窑炉长度在10余米左右，而不像后期的30余米、50余米，甚至近百米，也是因为产量的需求并不是很大，多为本地区自销。浙江地区东汉窑址就主要分布在当时人口集中之地，所以这时的窑业体系应该是地方性的生产体系，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主要在本地区范围内进行［29］。

图八 萧山前山窑址的疑似投柴孔

   一般火焰在15。或16。的坡度斜向前窜的长度或热能保障范围约为1米左右，在窑室长度超过1米以上的情况下，尤其是龙窑这类结构中，常常需要有“火膛移位”的设施，即投柴孔的设置。在后期的龙窑中，如龙泉木岱口“曾芹记”作坊中保存的清代光绪龙窑，相临2个投柴孔的水平距离一般就在1米左右，如此设置的目的是在保障窑室内的每一段都可以得到均匀而持久的热能。

   早期龙窑目前只在前山窑址发现了类似投柴孔的遗存（图八），直接的证据还不够充分［30］。但从10余米的长度推测，“火膛移位”是必需的，否则就无法实现烧成的目标。只不过当时的“火膛移位”的方式或许与后期不尽完全相同。最近发掘的德清龙山宋代龙窑［31］，在窑室内底部每隔一段都会发现一截黑色的灰烬层，这或许就是某种形式的“火膛移位”留下的痕迹。

 表二

   与此相关的且不尽相同的还有火膛。先秦、汉、六朝的火膛大，与窑室的落差也大（表二）。最大落差0.73米（图九），最小0.35米，一般在0.5米左右。到了唐代，上林湖寺弄口Y1的落差为0.21米［32］。宋元时期，龙泉上严儿村Y1的落差为0.2米［33］。顺便说明之所以取用龙泉窑的数据，是由于越窑衰落后其优秀的制瓷工艺直接为龙泉窑所继承［34］。先秦至六朝时期的龙窑长度一般在10余米，火膛如此设置，恐怕不完全只有预热的功能，在利用投柴孔分段投烧的同时，火膛也可能间隙性地或一直在投烧燃柴。如今也可见这种为弥补“火膛移位”火力不足、视情况而定地在火膛间隙性加柴的情况［35］。

   先秦的龙窑在火膛外往往发现比较集中的托珠堆，如前山Y2火门外就集中发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托珠，这应该意味着进出窑的部位所在，即进出窑是从火膛进行的。尼姑婆山火膛与窑室的落差有0.5米，人从火膛进入窑室由于落差过大而无法一步踏入，所以在火膛中线的后壁迭放一砾石以作踏脚（图十）。尼姑婆山龙窑左侧前方发现大量废品堆积，也可佐证装窑和出窑是从火膛正面进出的［36］。也有因烧制特殊产品需要改变窑炉长宽度和装出窑部位的例子，如亭子桥Y2［37］。明火叠烧时，摞叠物高度达不到窑顶高度而“浪费”的空间，正是为了取得窑工猫腰进出的工作空间而不必打破窑顶或窑壁，也符合节能的法则［38］，同时这也说明两侧尚未设置窑门。窑门的设置要在匣钵使用、窑炉的高度提升以后。

   火膛的平面形状，共有8处较为完整可供分析，基本呈长方形。此外，前山Y2火膛的靠近后壁位置的左右两壁平直，但到了前部开始弧收，以至于在中间的火门位置略呈圆弧状。鞍山三国龙窑，其前部是破坏了的，所以这个部位形状究竟是平直还是弧凸其实还很难判断，即使前部是略微弧凸的，就公布的平面图和文字描述而言，它的“宽与窑床同”［39］，也应与前山的情况类似，而不是从火膛后壁开始就弧收的真正的“半圆形”。寺弄口Y1火膛的形状仍然与此相似，改变之外也有传承，尤其是已经明确地在两侧设置了窑门以后的这种传承，则更加说明了匣钵开始广泛使用后的唐代龙窑与之前龙窑在技术上的延续关系，以及其处于变革过渡时期的事实。到了上严儿村Y1的火膛，则是从火膛后壁开始直接弧收的，火膛平面甚至还不到半圆，而似鸡蛋尖头的椭圆之一部分，变革得相当彻底（图十一）。也就是说，火膛绝对面积越来越小，与全窑的比例则随着窑室因产量需要导致长度增加而变得越来越小，随着“火膛移位”技术的完善，火膛加强火力的作用越来越弱。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火膛前端的窑门除了投柴以外还有的为装出窑进出之功能，随着后来侧面窑门的设置而逐渐失去［40］，所以面积也就越来越小。

   虽然前面所列窑炉的长度许多残缺不全，但是多不影响对宽度的观察，内底宽度一般在1.7—2.5米之间，比近现代龙窑略宽些（表三）。2006年在龙泉宝溪调查时发现燃柴的长度为0.8米，从两侧投柴孔投入窑炉内，相加为1.6米，两段柴的长度基本上是窑炉的内宽度。据窑工反映，他们曾经缩短过投柴的长度，但效果不佳。在龙泉地区，投柴一般选择碗口粗的树柴，以松柴为佳，按“十”字状劈成四份，绝对不能使用竹子或稻草一类的作为燃柴，因为后者的火能和持续度均达不到烧成瓷器的要求。同时，如果燃柴短了，就无法覆盖整个窑室宽度，会使得向前的火势局部旺、局部弱，从而造成火力不均匀。燃柴长了，同样会产生类似的情况，而且投放也不便。

   德清亭子桥揭露的窑炉宽度是个例外，如Y2通斜长8.7米，窑室前段宽3.32、后段宽3.54米，总体显得较短较宽［41］。更有甚者，德清唐代洛舍宅前窑址Y2的宽度达到了4.75米［42］。就亭子桥而言，从其产品中存在大量仿中原青铜器的因素看，这种例外可考虑烧造特殊产品而采取了改革来理解［43］。但不例外之处更多，整个窑址处处体现龙窑的各种元素，显然是当地的原始瓷传统的延续，无论何人以何种形式实施的。当然本文的任务并不是讨论这个问题。

   四  倾斜度

   由于龙窑建筑在山坡上，所以普遍存在倾斜度。倾斜度存在的原因，根据《天工开物》的记载认为最初的时候是为“驱流水湿滋之患”，同时“火气又循级透上”余热可利用，所以加长窑身也不是为了加大抽力，而是为增加产量和减少能耗［44］。

   先秦时期的窑炉一般在15。或16。，这个倾斜度与后期龙窑的十分近似，而且从窑头到窑尾，呈同一倾斜角度。唐、五代、宋、元时期的龙窑，整窑也呈同一倾斜度而不分段。

   但是汉、六朝时期龙窑的倾斜度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根据目前发掘的这个时期的龙窑窑炉，倾斜度可分为前、中、后三段：前段包括火膛和窑室前部，呈同一倾斜度，角度一般相对较小；中段为窑室后部，倾斜度均较大；后段为窑尾的排烟系统位置，包括挡火墙和排烟坑，倾斜度最小，有的近乎平（表四）。

   三段式倾斜度在战国时期或已开始尝试，或只是一个偶然现象，如亭子桥Y2前段5。、中段17。、后段7。［45］。由于尚未发现和发掘明确的西汉时期烧造瓷器的龙窑，故可不论。目前可以确定龙窑倾斜度分段至少在东汉已比较普遍。与非中心产区也相似，龙游白洋垅东汉龙窑的坡度，也是前段12°、中段21°、后段3°［46］。汉、六朝龙窑类似这样的倾斜度很普遍。    为什么会在中间出现一个三段式的插曲呢？倾斜度出现这样的变化，应是体现了对控制、调节火焰流速和窑室温度的探索。宋代景德镇的发现或可有所启发：“两窑的窑室底部均倾斜，道塘里的坡度为18°，底部留有一层由沙粒、黄土和匣钵组成的烧结层，窑室最前面留有成排的内装碗类的漏斗状匣钵，窑床后部也留存有多处漏斗状匣钵。而凤凰山的窑床底部坡度前后不一致，前段长约3.25米部分较平，坡度仅为2°，中段长约3米，坡度略陡，坡度为16°，后段长约9.5米变陡，坡度为23°，窑室前段底部靠近中段坡度较平缓的地方留存两排内装碗类的漏斗状匣钵，可能是较平坦的地方装烧碗类器，同时起着在窑炉前段障窑火的作用；窑室后段坡度陡峭处留存多排排列整齐的内装执壶类的平底匣钵，龙窑窑炉底部留存的内装坯件的匣钵，使我们能够推测当时的窑炉的装烧量、生产情况以及窑炉制造技术。两窑窑顶不存，推测应是拱形券顶。”［47］

   前面已提及倾斜度呈三段式与龙窑窑炉可明确分出火膛、窑室及排烟室，在时间、地点上是非常一致的。后期及近现代龙窑的倾斜度一般都在15°或16°，说明这个角度是龙窑设置的最佳倾斜度，所以成为历代各地筑窑工的一致经验。即使是在平地建窑，也要堆出这样一个角度的窑基，如江苏宜兴的明代龙窑［48］和龙泉宝溪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龙窑。

   以往对早期龙窑的发掘均未发现尾部有烟囱的迹象。但是如果龙窑不设置相应高度的烟囱似乎又无法烧成瓷器，对现代龙泉地区龙窑的调查也倾向于此［49］。但是也有学者从中外考古学和民俗学的证据入手认为有些地方的龙窑是不设置烟囱的［50］。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技术发展不平衡，技术交流或传播的复杂性也许远远超过我们所见。因此，对于早期龙窑尾部是否存在烟囱的问题，仍有待于今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现象：先秦龙窑整个窑炉的倾斜度一致，尾部未发现排烟系统遗迹。但到了汉、六朝时期，尾部则有意识地建筑出具有独立结构且与火膛、窑室不同坡度的排烟室。而唐、五代以后虽然整窑的坡度又趋于一致，但与先秦的情况有本质的区别，唐、五代以后龙窑尾部可以很明显地清理出独立的排烟系统遗迹。这一系列现象说明，古代不同时期的窑工对尾部排烟技术的认识能力是不一样的：先秦时排烟设施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否则龙窑就无法烧成瓷器。汉、六朝随着倾斜度分段的改革，尾部排烟设施被单独分离出来，反映了对尾部排烟系统作为一个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环节的认识的提高。唐、五代以后虽然采用了与先秦类似的坡度技术，但对尾部排烟系统则继承了汉、六朝以来的认识成果。经过唐、五代的过渡，到宋代对整个窑炉各个部分的认知能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并进行了有效而大幅度的改革。

   五  叠压与打破关系

   先秦时期龙窑窑床多条叠压的现象很普遍，一般还略有错位。在野外发掘，窑炉遗迹刚刚露头时，由于发现龙窑宽度有前述之规律，且常常又有多条叠压的现象，所以往往可以通过测量其宽度来推测是否为龙窑和判断是否存在窑炉叠压关系。如火烧山Y1、Y2（图十二）。2007年4月，火烧山Y1、Y2发掘到遗迹刚刚露头时，测量了宽度，约为2.8米，当时根据以往发掘早期龙窑的经验判断可能有两条窑炉略有错位地上下叠压着，后经清理发现的确如此。这说明龙窑的宽度和叠压情况确实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

图十二 德清火烧山窑址窑炉叠压现象

   选择废弃的窑场重新建窑，是为了避免劳动力和财物的消耗［51］。而且迟一点的窑炉的建筑，总是尽可能地不打破原先废弃窑炉的底面，常常在原来的旧窑底上略作平整后就建立新窑。问题在于早期龙窑的营建，多为竹骨泥墙，并不似后期或者现代砖式龙窑那样费力费财。例如，德清洛舍宅前唐代窑址，也有多条叠压，其产品比较粗陋［52］。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该窑主并不具有规模经济的实力。这种叠压建窑的目的，除了存在节省财力的可能外，还可能与当时对土地占有制度和窑主个体化或规模化的窑业经济形态有关。就原始瓷窑业而言，则更倾向于非国家组织形态（《越绝书》中对有组织经济形式多有记载，而惟独没有窑业），而是以商品价值杠杆左右的形式存在的。因为商品瓷生产毕竟是受制作成本制约和价值规律支配的［53］，而原始瓷和早期青瓷的生产及技术改革，处处体现尽量节能的原则。古代瓷器“重器不重质”［54］，这样的产品概念在原始瓷和早期青瓷中更加明显，与同时代上层所使用的精致器物种类相比，绝大多数时候其“边缘性”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尽管今天的人们视之如珍宝。

    六  窑具

   （一）间隔具——托珠

   托珠最早见于火烧山第三期，在第三至七期中被大量发现，发掘者认为第三期为春秋早期中段，第七期为春秋中期后段。在火烧山，早期的托珠为质地较粗的扁圆形，后期呈细腻质地、底部有凹窝的圆锥形［55］。

   我曾经认为托珠是从平底向凹底、扁平形向圆锥形演变的［56］，这点与火烧山发掘情况一致。需要补充的是扁平形托珠经改良，制作成凹窝状底后，在后期钱塘江以南区域还是见得到的，这样的形式应该比圆锥形凹窝底托珠承托器物更为稳定。

   托珠的使用与快轮拉坯技术再次明显而成熟地使用在原始瓷上几乎同步，约为春秋早期，是器物成型技术及器形变化后摞叠装烧的需要［57］。在时间上火烧山发掘情况也与此相符合［58］，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论断。

   火烧山出土的标本证据［59］表明，三个托珠的稳定性还是有问题。高温及龙窑火势的冲力可能会造成托珠承托的器物滑动（图十三）。因此，需要一种更为稳定的间隔具。

图十三  德清火烧山窑址托珠使用情况                 图十四 萧山金鸡山窑址托珠

   在萧山金鸡山窑址发现了一种上下面均微凹的托珠（图十四），与汉、六朝时期的三足具、齿形具的作用，在原理上、本质上是一样的［60］。后者应该是从前者发展而来的。后者的出现可能是为了增加一摞叠烧器物的摞叠量，如在战国时期的亭子桥窑址可见窑炉一摞的摞叠量仅为2件，显然太浪费窑炉内的垂直空间了。为了达到增加摞叠量这个目的，需要增加摞叠器物与间隔具的接触面，间隔具的上面制成平面，与视线不可及的瓷器底部接触，而间隔具的下面先出现三足（东汉），再出现数量不等的齿具（三国、西晋），也是为了在保障足够支撑力度的情况下减少瓷器视线可及部位的接触面。因此，间隔具的发展顺序应该是从托珠到三足具再到齿形具，具有传承性。

   东晋、南朝时期恢复使用托珠，只是体积变小且往往为四个以上一起使用。唐、五代则体量更小、形状多样且常常十个以上使用，多点间隔可以分散压力从而降低间隔具的高度，以增加摞叠量［61］。洪州窑第三期（发掘者认为属于东晋后期、南朝早期）开始使用匣钵装烧工艺，有“罐套烧”法、匣钵装烧法、“罐套烧”与匣钵结合法和“对口烧”法等［62］，器物密集叠烧程度令人吃惊。在浙江的宁绍地区，早在西晋时就已出现了“对口套烧”法，与洪州窑的上述装烧工艺有着相似的作用，即匣钵的发明应该源自大件套小件的装烧方法，其使用的最初阶段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产量而不是质量［63］。即使在匣钵被使用后，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不同窑场在技术上出现优劣并存的现象［64］，但一般而言器物套叠装烧时所使用的间隔具的不同选择，仍然依据的是如何由多产而获得更多利润的价值规律，而不是先进或落后的因素。

   总之，托珠是间隔具的最基本形态，其他形式的间隔具都是依据托珠的原理而衍生的。间隔具的每一次改革，无不透露出窑业主对产量以及由此带来的利润最大化无限追求的信息。

   （二）垫具

   垫具的作用。龙窑每烧成一窑产品，必定有废次品，这是龙窑不可避免的缺陷。具体地说，在较差窑位装烧的器物往往会成为废次品。一般而言，如果一摞叠烧器物能从窑底摞至窑顶（实际上这要到匣钵出现后才能真正实现），由于龙窑火焰在斜向前窜的同时还往上流动，那么一摞的中部常常属于最好的窑位，而装置在上部窑位的产品往往由于上窜火焰太强而容易过烧，下部窑位产品则由于温度不够导致生烧。早期龙窑温度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弱，高温往往是欠缺的而成为需要，同时一摞的摞叠数少，也就是说产品装置在中低窑位的可能性大。因此，为了减少低窑位的废品率，需要提高低窑位的高度，支烧使用的垫具就这样出现了。

叠烧可能会逐渐导致对窑位的认识。最初的启发可能来源于一摞叠烧器物的上部与底部存在不同的烧结程度现象，导致窑工逐步产生窑位概念，从而促使支烧使用的垫具的发明。

   火烧山、前山均有个别疑似垫具。火烧山标本ⅡT0304⑥：10，属于春秋中期后段（七期）［65］。在前山窑址晚期地层曾出土过一残件，前山T1⑤：20（图十五），属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66］，疑似垫具。确切垫具则要晚至战国早中期的亭子桥窑址因为烧制特殊产品而较为普遍地使用［67］。

   

 图十五 萧山前山窑址疑似垫具        图十六  萧山安山窑址叠烧情况

   汉代使用一种纵剖面呈三角形的实心支烧具，起到在细沙层能使器物放平的作用。但这种笨重而耗材的窑具很快被弃用，成为仅在东汉出现的插曲。

   叠具的出现，表面上似乎是为了降低生烧率，提高产品质量，但实质上是为了烧完一窑获得更多的有效产品，仍然没有脱离在单位支出内追求符合那个时代所要求的合格产品的数量的范畴。

   七 装 烧

   大约在春秋早期托珠开始用于间隔器具以达到摞叠装烧的目的，说明窑工认识到了对垂直空间的利用，导致这种认识产生的动因尚不是十分清楚，但需求量的增加很有可能是要求变革技术以提高单位成本内产量的原因。从已发掘的窑址看，圆器［68］通常摞叠，间以托珠3枚。保守而言，火烧山窑址至少叠烧3件［69］。一般情况下，敞口器上下叠烧的两件器物尺寸既有相似的，也有上小下大的情况，直口器则上面那件的口径往往小于下面那件，也有口径大些的敞口器上叠烧口径小点的直口器［70］。前山窑址的直腹器至少大小相套地摞装5件，而稍晚出现的弧腹碗可见至少摞装了上下大小一致的4件的痕迹［71］。

   火烧山窑址的圆器在春秋晚期基本不再使用托珠，甚至发现盅式碗口和底直接套叠的摞装现象［72］。这种情况在时代相似或稍晚的安山窑址及亭子桥窑址也有出现。安山仍然使用托珠，但有一类盅则是上面器物的底直接摞叠于下面器物的口烟之上，至少有5件叠烧（图十六）。亭子桥也有相似的盅并且使用了相似的叠烧方法。另外，亭子桥不见托珠，Y1的尾部还清理出一批产品，仍然原样保存在窑室内，可以确定仅仅摞装2件，下面一件为直口微敞、深腹的较大型直腹碗，上面只叠烧一件弧腹碗，两件之间直接撒沙间隔。原因可能是此类器物在这类窑场中并不受重视［73］。

   西周时期的器物基本不见叠烧现象，春秋早期出现叠烧以后，琢器仍然直接放置在窑床上。底部与叠烧的圆器最下面一件器物的一样，均可见粘连的细沙。

需要说明的是，黄梅山窑址的圆器存在叠烧的证据，而且原始瓷多为快轮成型［74］。但是在进入西周阶段，原始瓷的成型和装烧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装烧技术的改变直接影响着器形的变化。例如就直腹碗、弧腹碗而言，前者较早出现，由于口、腹较直，只能下器口与上器底直接接触式地摞叠，或大件套小件——受尺寸限制使得仅能套叠几件而已，所以单位面积和高度的叠装数量就不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器物腹部改成弧形，这样就可进行下器内底与上器外底接触摞叠，尤其是同类且同一尺寸的弧腹碗，一次叠烧的数量就可以大大提高。这甚至有点开始模件化生产的意思，也许现代瓷器规模生产就是这样演进的。

   八  小 结

   龙窑及其产品遵循的是一种经济型原则。选址就近原料，建筑极其简单。先秦一般采用火膛、窑室两部分结构，东汉开始则普遍地呈火膛、窑室和排烟系统三部分。早期龙窑一般以竹骨、草拌泥筑壁并采用拱券顶，窑底铺沙以利在倾斜状态下装（叠）烧。龙窑的长度和宽度设置，基于产品的需求量（地区性销售）、为保证尽可能高的成品率以及节能的原则，而火膛移位是其技术前提。为了尽量增加单位能耗内的产量，龙窑经历了漫长而一系列的改革过程，形成了多个紧密相关的技术关系，如火膛与窑门及投柴孔、倾斜度分段与成品率、倾斜度与独立排烟结构，最终稳定于十五六度的最佳角度。最迟在春秋早期开始使用的托珠成为后来各种间隔具的鼻祖，为了提高窑位战国时期支烧垫具也开始广泛使用，这两类窑具的发明使用均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成品产量，由此导致了装烧技术的改革。为达到更多的摞叠装烧量，还调整了对器形的设计。

   在长达1500年以上烧制原始瓷的实践中，窑工对于龙窑技术的认识和改革是逐步的，其动因在于以提高产量而非质量，节约成本并追求利润最大化。就局部而言，技术改革的结果并不一定是进步，有时候反而是退步，但是从宏观上看不停地改革窑炉及其相关技术，使得龙窑技术越来越趋向成熟，从而在东汉生产出质量更高的早期越窑青瓷。两者的最大不同只不过在于早期越窑青瓷较原始瓷的胎更为精细、釉的配方改变（减少了草木灰的比例）而显得更为稳定。龙窑的渐趋成熟，在烧制原始瓷及其向早期越窑青瓷发展的这些过程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龙窑与原始瓷及青瓷密不可分。

注释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郑建明、冯小琦、周建忠）：《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6—19页。

   ［2］［7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沈岳明、王屹峰）：《浙江前山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5期。

   ［3］2001年在发掘萧山石浦湖窑址期间，我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陈元甫、田正标两位师友一起对萧山浦阳江流域的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窑址群作了一次系统的考古调查和梳理。树牛寺窑址就是在此期间发现的。

   ［4］［19］《萧山发现春秋战国窑址》《，浙江文物年鉴（2005）》，内部资料，第155、156页。

   ［5］［20］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朱伯谦）：《浙江绍兴富盛战国窑址》，《考古》1979年第3期。执笔者署名“谦逊”，即朱伯谦笔名。

   ［6］［37］［41］［43］［45］［67］［73］陈元甫、郑建明、周建忠、费胜成：《德清亭子桥战国窑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东方博物》第34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陈元甫、郑建明、周建忠、费胜成）：《浙江德清亭子桥战国窑址发掘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2期。

   ［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胡继根）：《浙江省湖州市杨家埠古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7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

   ［8］［11］［13］［23］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3期。

   ［9］承发掘者郑嘉励告知。由于现代墓葬叠压，所以窑炉的尾部未发掘，坡度是已发掘的前面大半部分的数据。另外还可参见徐军：《浙江东汉龙窑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4期。

   ［10］［14］［28］［29］［46］徐军：《浙江东汉龙窑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4期。

   ［12］［36］《上虞尼姑婆山三国西晋窑址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浙江文物年鉴（2006）》，内部资料，第168—169页。后段坡度承发掘者郑嘉励告知。

   ［15］［18］［53］［61］李刚：《制瓷工艺偶记》，《东方博物》第14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景德镇的情况不同，见同文。

   ［16］2009年中国美术学院陶艺系的毕业生方成哲曾经用这两种土在1300。的高温下试烧，结果与原始瓷和印纹硬陶胎质非常相似。

   ［17］樊昌生、李荣华、余盛华：《鹰潭角山商代窑址再现3000年前制陶作坊》，《中国文物报》2003年7月4日。

   ［21］同［6］。亭子桥Y2尾部迹象或与排烟有关，但不似独立结构。

   ［2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继根）：《浙江上虞县商代印纹陶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1期。［24］同［2］、［4］。

   ［25］［56］［60］王屹峰：《浙江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窑址群的调查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26］顾幼静：《中国早期半倒焰窑的发展过程》，《东方博物》第24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27］杨楠：《江南土墩遗存研究》，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30］［50］沈岳明：《龙窑生产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9期。

   ［31］2008年发掘，资料尚未公布。受德清博物馆朱建明、周建忠的邀请，我曾到现场考察。

   ［3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寺龙口越窑址》，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33］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李作智、李知宴）：《浙江龙泉青瓷上严儿村窑址发掘报告》，《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8期，文物出版社，1986年。

   ［34］同［15］。李刚：《论越窑衰落与龙泉窑兴起》，《文博》 1987年第2期。

   ［35］2006年8月21日我曾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冰、中国美术学院陶艺系学生汤忠仁在龙泉宝溪的陈爱民家里观看了龙窑煅烧釉石的整个过程。

   ［38］［40］［44］［51］［54］［64］李刚：《古代龙窑研究》，《东方博物》第1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39］实际上所谓“窑床”也称为“窑室”。为避免混乱，本文将整个窑炉的底部称为“窑床”，而将中间装烧器物的空间部分称为“窑室”。

   ［42］［52］《德清宅前窑址发掘》，《浙江文物年鉴（2000）》，内部资料，第142、143页。

   ［47］张文江、何敬：《从铜锣山等几处窑址的发掘看宋代景德镇窑业状况》，《东方博物》第30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48］承李刚告知并提供照片。

   ［49］同［38］。2006年我在龙泉宝溪观看了煅烧釉石的整个过程。一条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十余米长的龙窑，烟囱约高七八米，釉石的煅烧一般只需800多度，但是由于抽力不够，加上有的釉石因潮湿炸窑而堵塞部分通风眼，不得不在火膛使用鼓风机并间歇性地添柴燃烧，最后延长了2个多小时才烧成。

   ［55］同［1］，第147页。

   ［57］同［25］。在该文中我只用了“始用”，这里修正为“再次明显而成熟地使用”，是因为约当于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的黄梅山窑址的原始瓷明显是以快轮拉坯成型的，而此后的西周早中晚期原始瓷则呈现比较粗糙的成型技术特点。

   ［58］同［1］，第147页。

   ［59］同［1］，如第73页图五○：2、第78页图五三：4、彩版三九：3等。

   ［62］权奎山：《论洪州窑的装烧工艺》，《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

   ［63］王屹峰、朱倩：《浙江萧山永兴河流域六朝青瓷窑址》，《东方博物》第13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65］同［1］，第121—122页；图九十，17；彩版六三，2。

   ［66］同［2］，图二○，2。

   ［68］借用后世景德镇的用词。后面的“琢器”同。参见清代唐英的《陶冶图说》。

   ［69］同［1］，第80—81页。

   ［70］同［1］，第72、73、78、82、83、86、93—95页。

   ［72］同［1］，第142页。

   ［74］关于黄梅山窑址产品的成型、装烧工艺等将另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