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屹峰
（浙江省博物馆）
迄今为止，浙江境内发现的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窑址至少达59处。
窑址分布
浙江境内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窑址的分布，可以分为3个区域：Ⅰ区，位于东苕溪流域；Ⅱ区，位于浦阳江流域；Ⅲ区，位于曹娥江流域（图一、二）。这3个流域分别处于天目山东麓和会稽山脉北麓，依山傍水，有着相似的地理环境和资源优势。
Ⅰ区：天目山北支余脉东麓至东苕溪之间，自北往南约25公里，包括湖州南部、德清中北部及中部，沿山麓分布着众多窑址。分Ⅰa、Ⅰb二个小区。
Ⅰa小区。
在湖州南部青山镇发现有烧造原始瓷的黄梅山窑址，仅见原始瓷，主要烧造豆、罐、器盖①。与黄梅山窑址相距约500米的岳家坝窑址，产品特征相同②。
Ⅰb小区。
在湖州南部更为接近德清的埭溪镇龙山也发现了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和烧窑址，但未见详细报告③。
德清境内，自1983年以来陆续发现以烧制原始瓷为主的窑址12处。较早公布的有位于洛舍镇（龙山）施宅村火烧山窑址（掘步岭窑址）、叉路岭窑址，砂村冯家山窑址，龙胜村亭子桥窑址，二都乡二都村防风山窑址，东坡牧南山窑址、白漾坞窑址、泉源坞窑址①。最近公布的还有城关镇管庄村南坞里窑址⑤。除南坞里窑址专烧印纹硬陶和火烧山、塔地山、下南山3处窑址兼烧印纹硬陶外，余皆只见原始瓷产品。
另外，湖州西北部的杨家埠也发现印纹硬陶窑址，并有窑炉揭露⑥，但可能属于不同的系统。
Ⅱ区：会稽山支脉西干山脉西麓与西小江、浦阳江之间，自北往南约30公里，包括绍兴西北角、萧山中东部及东南部、诸暨西北部，沿山麓分布着众多窑址。
绍兴杨汛桥镇（原江桥镇）前童村王岙山有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窑址⑦。
萧山境内迄今已发现窑址27处。除所前镇金鸡山村的金鸡山原始瓷窑址⑧和浦阳镇横塘泥村的桃溪渚窑址⑨外，其余都位于进化镇范围内，包括已发掘的邵家塔村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合烧的前山窑址⑩、傅家村专烧印纹硬陶的石浦湖窑址⑾和席家村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合烧的安山窑址⑿，其中前山河安山窑址各揭露出龙窑窑床2条。
进化镇境内的其他窑址⒀：下畈底村的大坟山窑址，席家村的后山窑址、太婆弯窑址，大汤坞村的梅园里窑址、毛湾里裘家山窑址、茅湾里蜈蚣腿窑址，钟家坞村的城隍山窑址，邵家塔村的后山窑址、太公堂窑址，泗化村的树牛寺窑址、纱帽山窑址、泗洲村的唐子山窑址，祝家村的尖湾窑址，涂川村的西山窑址、火烧山窑址、陈村湾窑址、小花园窑址、马面山西坡窑址，泥桥头村的后山北坡窑址、沿池山窑址，欢潭村的西山窑址。一些窑址发现有多处独立的原生堆积，如邵家塔后山有4处，泥桥头后山北坡也有2处。以上窑址，除泗化村树牛寺窑址和泥桥头后山北坡窑址中一处堆积明确仅见印纹硬陶外，其余均为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合烧窑址。
诸暨界，阮市镇柁山坞村前山子和后山子⒁、白浦村老虎头山⒂均发现印纹硬陶窑址，并有窑炉遗迹暴露。阮市镇下檀村凤山脚也发现印纹硬陶窑址⒃。
Ⅲ区：会稽山支脉东干山脉、华山山脉北端余脉，自西往东约30公路，包括绍兴东部至上虞中东部，沿山麓分布着众多窑址。
绍兴东部，有富盛镇万户村渡桥头山印纹硬陶窑址⒄，富盛村彭公山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窑址⒅，上蒋乡西堡村白泥王山印纹硬陶窑址⒆，皋埠镇吼山村吼山原始瓷窑址⒇和皋埠镇东堡村庙前山印纹硬陶窑址(21)。富盛镇倪家溇村长竹园发现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窑址并发掘出窑遗迹（22）
上虞境内（23）王家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窑址（24）和山茅家溪原始瓷窑址，五驿以南铁路沿线发现印纹硬陶窑址（25），长山靠近绍兴富盛的马面槽山北麓（胡家埠村）至银山南麓一带也有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窑址发现。
另外，上虞严村李家山也发现了印纹硬陶窑址并有窑炉揭露（26），但可能属于不同是系统。
（图一 东苕溪流域窑址分别示意图） （图二 浦阳江流域和曹娥江流域窑址分布示意图）
窑址分期
Ⅰa小区仅见原始瓷。Ⅰb小区以生产原始瓷为主，少量窑址仅见印纹硬陶。Ⅱ、Ⅲ区多数窑址兼烧原始瓷、印纹硬陶两种产品，部分窑场专烧印纹硬陶。各窑址产品相近，与土墩墓随葬品也相似，均具可比性。土墩墓由于有一墩多墓、多次使用的现象，器物组群存在层位叠压关系从而得以进行相对年代的排序。参考土墩墓器物分期（27），可将以原始瓷为代表的窑址产品分为七期共九段：
第一段（1段），分布于Ⅰa区。仅见原始瓷豆、罐和器盖。豆可分高柄、矮柄二种，底皆呈喇叭形。高柄豆，敛口，把柄呈竹节状；矮柄豆有直口、敞口、子母口、平唇、折腹、弧腹、斜腹等多种形态特征。罐或圜底或略呈平底。器盖翻转过来也是一件单独的饮食器皿。成型工艺以在慢轮上泥条盘筑（豆盘与柄系拼接而成）为主，修整粗糙，器形、内壁螺旋纹均不甚规整。釉薄而易剥落。纹饰有席纹、云雷纹、凌格套云雷纹等。
第二期（2段），缺环。
第三期（3段、4段），分布于Ⅰb区。生产原始瓷罐、筒、盂、碗、盘、钵、器盖等多种器类，豆的形态已演变为碗。器形以碗为例，敞口，口沿外翻、内侧斜凹成槽沿，用以承托器盖；腹壁往往上部矮、下部高。器盖已不再兼有翻转过来盛装食物的功能，本期前段，器壁厚重，器形不甚规整，内壁及底螺旋纹粗疏，成型工艺仍为在慢轮上泥条盘筑并经修整；釉厚而多呈缩釉状，易剥落。后段，器壁渐趋轻薄，器形、内壁及底螺旋纹趋于规整，外底出现线切割痕，应是快轮制品；釉薄，部分仍有缩釉现象，但胎釉结合良好而不易剥落。本期纹饰以拍印繁缛云纹和粘贴S形堆纹、绳形系及刻划锥刺纹为特色。
第四期（5段），分布于Ⅰb、Ⅱ、Ⅲ区。原始瓷器类明显减少。口部折沿石本期的一个典型特征。豆的残余形态完全消失。碗的上腹壁相对增高、变直，下腹部或微鼓，弧收成平底或假圈足。整器显得敦厚稳重，渐趋盅式碗形态。器形较为规整，内壁及底螺旋纹细密，应是快轮制品。釉薄，罕见缩釉现象，胎釉结合良好。原始瓷开始以素面为主流。
第五期（6段），分布于Ⅰb、Ⅱ、Ⅲ区。典型器物为原始瓷直腹碗（即盅式碗），直口，口沿内侧有槽沿，腹壁直，近底处折成厚平或假圈足，底多有线切割痕。槽沿经历了子母口、斜凹、斜而不凹、槽沿消失几个阶段。器形、内壁及底细密螺旋纹匀称、规整，完全采用快轮拉坯技术。釉层薄而均匀，胎釉结合颇佳，发色稳定，釉青绿。
第六期（7段、8段），分布于Ⅰb、Ⅱ、Ⅲ区。原始瓷弧腹碗、盅是普遍存在的器形。弧腹碗，直口，圆唇，弧腹，厚平底，假圈足；器形规整，内壁及底螺旋纹完全消失，或划饰重圈水波纹，外壁饰凹弦纹。直腹碗已完全演变为器形较小的盅，直口，尖唇，腹壁直，平底或呈假圈足；内壁及底螺旋纹基本消失。本期器物釉层薄，发色偏黄，易剥落。Ⅰb区出现原始瓷豆和大量的原始瓷仿青铜器物，却完全不见与Ⅱ，Ⅲ区。
第七期（9段），缺环。
关于各期的年代（图三）。一期矮柄豆的形态在浙江江山肩头弄类型第四单元中已经出现（28），因此其上限不会早于商代晚期，下限不会迟于西周早期。土墩墓西周早中期器物和战国遗址及墓葬中常出、相对年代应晚于窑址第六期的麻布纹印纹硬陶器，不见于浙江境内迄今发现的所有商周窑址中。在战国中晚期竖穴坑墓（29）中，可见Ⅰb区的仿铜礼器，但不见划饰重圈水波纹的弧腹碗，这既有时代早晚的因素，更有文化影响及变迁的原因，所以将弧腹碗和仿铜礼器为代表的二组器物群分为前后两段；但两者流行于世的时间是部分重合的，只不过弧腹碗出现时间较仿铜礼器大量生产的时间为早，而后者的消失则要大大晚于前者。因此，第六期的上限在春秋末、战国早期，下限至少到战国中期。
(图三 战国各期窑址年代示意图)
技术因素
考察窑区之间的关系，必须先将相异的技术因素分离，确定相同技术因素，然后讨论相互关系并探讨其源流和传播途径。窑炉、窑具一般不会轻易随陶瓷器的流传而外流，作为生产工具，其先进程度是反映技术进步最敏感的指示器，构成地区之间技术特征比较的主要内容（30）。如此则浙江境内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窑址可分为非龙窑和龙窑两个系统。反映在产品上，前者只会烧制印纹陶，后者有专烧原始瓷、专烧印纹硬陶、两者兼烧3种形式。龙窑系统专烧印纹硬陶者并不会烧制原始瓷，而是专门化程度提高的体现。为区别汉以后的龙窑系统，也可按产品特点将非龙窑和龙窑两个系统分别另称为印纹陶系统和原始瓷系统。Ⅰ，Ⅱ，Ⅲ区绝大多数窑址属于原始瓷系统。
北方马蹄窑南传问题首先需要澄清。有观点认为至迟到战国时期，北方马蹄窑技术已经南传至龙窑技术系统的中心区域——杭州湾地区（31）。其关键证据是萧山发现的战国马蹄窑（32），然而奇怪的是这份材料似乎并不存在（33）。
关于浙江地区商周时期存在马蹄窑的材料并非仅此一条。例如，诸暨阮市镇柁山坞村发现的4处窑床残址（34）和白浦村暴露的3处窑床（35），调查者均认为系竖穴圆窑或马蹄窑。也有较 的观点认为 进化“春秋战国几何印纹硬陶和釉陶窑址到南朝的瓷窑”、与周围的废品一起，“堆积都作圆形和方形”，“范围不大”，故“都是马蹄形窑”（36）。我对这些早年调查且未经科学发掘和报告的材料持怀疑态度（37）。
假设这些窑炉确实不是龙窑，那也未必就是马蹄窑，因为竖穴圆窑与马蹄窑很容易混淆。竖穴圆窑与马蹄窑存在本质的区别，即火焰的流动路线完全不同，圆窑为升焰式，马蹄窑为半倒焰式，表现在窑炉结构上，是马蹄窑在窑炉后壁下出现排烟系统因此，判断马蹄窑的最好办法就是观察窑炉后壁下部是否存在排烟设施。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此期窑炉的窑壁容易坍塌，绝大多数马蹄窑很难保存后壁烟囱等排烟设施，而且马蹄窑又被称作馒头窑，平面形状与圆窑极为相似，均近圆形，故野外作业时仅凭窑炉底部遗迹往往很不容易区分二者。仅有的一例发现烟囱的材料，即诸暨白浦村的3处窑床，描述上也语焉不详，如“圆形竖窑”与“后窑壁上部至今仍留有直条形烟囱”等语(38)。换个角度看，有烟囱未必就是马蹄窑。古代龙窑是否存在着相应高度的烟囱，有学者持肯定态度（39），尽管尚未获得考古学上的绝对证据，但可能性不能被完全排除。事实上，经过科学发掘的原始瓷系统窑炉均为典型龙窑、
浙江地区商周时期的3个窑区内是否存在从北方南传的马蹄窑技术的，这可待将来考古发掘来印证。但是这种推论并没有完全否定类似马蹄窑形状及采用半倒焰技术窑炉的存在，如上虞严村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的李家山窑址Y1平面即近似马蹄形（40），湖州杨家埠也发现战国晚期、西汉早期主要烧造印纹硬陶的类似半倒焰式的窑炉结构（41）。李家山窑址有3点值得关注：意思烧窑时间明显早于Ⅲ区其他窑址。二是窑炉的形状多样，不同于Ⅱ、Ⅲ区兴盛时期的单一性。三是只烧制印纹陶。杨家埠窑址也有3个特点：一是根据打破关系可以确定其上下限在春秋中期至西汉中期偏晚，从产品特征看上下限约为战国晚期、西汉早期。窑炉营筑和生产之时期，不见其他遗存，出现和消失均比较突然，二是利用原有土墩筑窑，并不讲究坡度及其他龙窑选址因素。窑炉两类6座，一类凸字形，一类长方形，也异于Ⅱ、Ⅲ区已发掘的龙窑。两类窑炉还聚有窑室小，火膛大的特点。D3Y1后壁下部有三角形小孔，可能作排烟之用，三是只烧制印纹硬陶，但与三个区域其他窑址的印纹硬陶产品特征不同。
这两处早晚只烧印纹陶的窑址与Ⅱ区晚期专烧印纹硬陶的石浦湖等窑址是有区别的，即前者属于印纹陶系统，后者属于原始瓷系统。不仅仅在浙江，整个南方地区由于地形、文化、族属的复杂与多样，早期的窑炉也呈现各式各样的形态，包括类似马蹄窑的窑炉。但是这种“类马蹄窑”是南方各地独立发展出来的“土特产品”，与北方系统的马蹄窑无任何瓜葛。南方地区窑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式独立发展出来的窑炉最后均为适合南方山地特点、具有各方面绝对优势的龙窑所取代。因此，李家山窑址、杨家埠窑址的技术及产品特征与Ⅲ区、Ⅰ区其他窑址没有直接的关系。印纹陶文化在扩张过程中逐渐分化，一些地区发展出原始瓷，另一些则延续了印纹陶传统。杨家埠窑址窑炉形态多样以及生产印纹硬陶等因素，可能恰好反映了南方印纹陶系统的延续、迁徙或传播。
原始瓷系统的窑炉遗迹已发现多处。德清火烧山窑址虽出露窑炉遗迹2处，但未见窑形判断。冯家山窑址，因建设破坏曾出露龙窑遗迹，萧山沿池窑址、树牛寺窑址和太婆弯窑址各发现1条。经科学发掘而揭露的共3处，即萧山前山窑址、安山窑址和绍兴富盛窑址。就Ⅱ区和Ⅲ区已发掘的3处窑炉而言，均为龙窑，特征典型，依山势而筑、利用山坡倾斜度控制火焰流向和加强热能利用率，长条形，窑床长、火膛短，窑床构筑简单，多条叠压。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前山Y2、安山Y1、窑长均在13米以上，在前山还发现了类似投柴孔的窑壁残件，从而纠正了根据富盛等多处残窑推测的龙窑长度的发展规律，即战国4~6米、东汉10米、三国13米（42）。至少在春秋时期，火膛移位已经应用，龙窑的筑造技术已相当成熟和稳定，且构筑简单而方便，故其长度的变化，可能仅受所需产量的左右。
窑具是技术因素的另一个方面。除了发现Ⅰb、Ⅱ区最后阶段出现垫具外，仅发现一种窑具“托珠”，普遍使用语3个窑区。所谓“泥沙块”（43）实际上就起到托珠的功能，事先都未经烧制（44）。两者的区别可能在于“泥沙块”最迟在西周晚期已开始使用，是托珠的早期形态并一直沿用，使用前未经制作，使用时信手捏来；托珠则经制作而且更为规范，形态相对稳定，其使用几乎与快轮拉坯技术在原始瓷上始用时间同步，约为春秋早期，是器物成型技术及器形变化后摞叠装烧的需要。通过对3个窑区4处窑址托珠的比较，可以发现其存在一个发展过程：平底——凹底、形态窄耸——凹底、形态宽扁——上下面微凹、形态宽扁（图四）。从平底逐渐演变为双面微凹，是一种装烧技术的进步。凹底可以使器物摞叠较为稳固，而双面微凹则进一步增强了上下器物摞叠的稳定性；同是托珠形态有窄耸到宽扁，也起到了稳固摞叠器物的作用，有利于增加摞叠高度和提高成品率。由凹面产生的空隙，还有助于降低置放托珠部位器壁的生烧几率。同时接触面积减小，还有利于烧成后器物与托珠的分离。可以看到这些采自不同窑区的托珠，其技术特征基本一致且一脉相承。
转播路线
研究原始瓷窑址群的迁徙路线和在钱塘江两岸集中分布的原因，必须与土墩墓的迁徙路线联系起来。
以原始瓷、印纹硬陶为主要随葬品内容的土墩墓，其渊源目前最早可追溯到位于浙赣闽交界的浙江江山地区的马桥文化肩头弄类型，即黄山—天台山区，随后开始了由南向北逐渐扩展的历程，商代中晚期北渐至太湖—杭州湾区，西周前期发展到宁镇区（45）。也就是说土墩遗存至迟在商代晚期已扩展至杭嘉湖地区中部，而东苕溪流域突然出现原始瓷窑区的时间，也大约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两者在区域和时间上基本一致。没有迹象表明在此之前本地族群能够烧制原始瓷或与其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产品，可以断定这一地区此类产品的烧制能力是随土墩墓迁徙而来的。窑址Ⅰa区第一期的原始瓷矮柄豆，与肩头弄类型第四单元商代中晚期甚至更早阶段的同类器物（46）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还应注意到江山肩头弄与江西鹰潭角山原始瓷窑址（47）的地理位置非常接近。
研究原始瓷窑址的迁徙和传播还涉及土墩墓的族属。一般认为土墩墓属越文化遗存。有的观点直接指出越文化的源头即是马桥—肩头弄文化（48）。更为细致的观点认为，黄山—天台山区、太湖—杭州湾区商时期土墩遗存是越文化的来源之一，周时期可归属吴、越文化，大体上分属与越国建国及其前后的越人不同分支，宁镇区则归属吴文化（49）。窑址Ⅰb、Ⅱ、Ⅲ区第三、四、五期产品，与太湖—杭州湾区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土墩墓随葬内容的文化面貌十分接近，反映了两者文化及族属的统一性。同时这些阶段的窑址产品，主要与土墩墓普遍存在的主导因素A器物群相似，次于B器物群相似（50），这种相似性反映了统一组群内不同分支的活动和影响。因此，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窑址随土墩墓自北向南迁徙而来（图五）。分布于浙江境内的原始瓷系统窑区，均是越人遗存。吴国将其政治中心迁至原为越地的苏州则要晚到阖闾时（51），即使阖闾迁都苏州，其东面近海处和太湖以南地区仍为越地、越邑（52）。而自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到勾践灭吴（公元前473年）也短短40年，其间发生在杭嘉湖平原的战争也是以争夺城邑为主且时断时续，随后又为越所全部占领。因此，与其他两个窑区一样，东苕溪流域窑区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均属越人所有，显然越文化的因素远远多于吴文化，窑区内鲜有典型的吴文化因素也可佐证。
虽然原始瓷窑址虽土墩墓迁徙而来，但并未随之继续北传。此后这种窑区的扩散，只限于土墩墓分区中的太湖—杭州湾区，即越文化的中心区域。越人扩张的锋芒直指其北，只不过由于其他文化势力的强大为停顿与太湖周围。天目山东麓东苕溪流域依山傍水的环境是理想的烧窑所在，是越文化中心区域内最早烧造原始瓷的地方。自商代晚期、西周早期东苕溪流域开始烧窑（Ⅰa区），至春秋中期窑址才跨过钱塘江向南迁徙、传播（Ⅱ、Ⅲ区）。一方面，春秋时期吴国的实力日益增强而东渐。从考古资料看，春秋以前吴、越文化以太湖西岸的茅山为界（53），进入春秋时期随着西、北方向主要来自楚的压力逐渐减轻，吴人实力也渐渐越过茅山（54）。东苕溪流域地近吴境，越人在军事上所受的压力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会稽山北麓的浦阳江流域和曹娥江流域，与东苕溪流域同处杭州湾两岸，地理位置和环境极相似，春秋中期越过也开始强大并在两流域间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这也是目前所知越过最早一处。这个政治中心的兴起，与原始瓷窑业传播到Ⅱ、Ⅲ区并达到鼎盛，在地点和时间上几乎同步。
注 释
（1） a. 任大根、陈兴吾：《浙江湖州古窑址调查》，《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b 潘林荣：《湖州黄梅山原始瓷窑址调查简报》、《东方博物》第四辑，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
（2）（3） 同（1）a
（4）朱建明：《浙江德清原始青瓷窑址调查》，《考古》1989年9期。
（5）孙荣华：《太湖流域浙江东苕溪沿途古窑址调查与思考》，《故宫文物月刊》2004年第8期。
（6）（4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胡继根）：《浙江省湖州市杨家埠古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
(7)(18)(19) 周燕儿：《试论越过陶瓷业的大发展》，《南方文物》，1995年第一期。
（8） 2001年发展，资料待刊。
（9） 2004年发展，资料待刊。
（1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沈岳明、王屹峰）：《浙江萧山前山窑址发掘报告》，《文物》2005年第5期。
（11）2001年发掘，资料待刊。专烧印纹硬陶，而且绝大多数产品为一种最大径在肩部、拍印米字纹的坛。有垫具发现。
（12）2005年发掘，资料待刊。揭露上下叠压的龙窑2条。
（13）a．王士伦：《浙江萧山进化区古代窑址的发现》，《考古通讯》1957年2期。b.我曾对萧山境内的窑址做过多次调查，参与调查的人员还有倪秉章、陈元甫、田正标、朱倩、施加农、夏朝日等。调查的详细资料待刊。
（14）（34）a.方志良：《诸暨县文物志》，1988年（内部资料），第4~5页。b.劳伯敏：《句无、埤中和“句践之航”》，《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
（15）（16）（35）（38） 同（14）a。
（17）a 符杏华：《浙江绍兴两处东周窑址的调查》，《东南文化》1992年第6期。b.《绍兴县文物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20） a 沈作霖、高军：《绍兴吼山和东周窑址的调查》，《考古》1987年4期。b.同（17）a.
(21) 同（20）a.
(22) 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朱伯谦）：《浙江绍兴富盛战国窑址》，《考古》1979年第3期。
（23） 承李刚先生告之：上虞除严村李家山窑址外，其余4处春秋战国时期窑址均为县文化馆朱瑞钱先生（已故）在五、六十年代发现。到八十年代复查时，仅茅家溪1处尚有堆积，余皆已毁尽。
（24） 朱伯谦：《朱伯谦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第12页。并承李刚先生告之，
（25） 承孟国平告之：200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对五驿窑址进行抢救性发掘，仅发现少量窑炉残迹，结构不可辨，产品只有印纹硬陶一种。
（26）（4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继根）：《浙江上虞县商代印纹硬陶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第11期。
（27） a 陈元甫：《论浙江地区土墩墓分期》，《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b. 杨楠：《江南土墩遗存研究》，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31~83页。
（28）（46）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学刊》，文物出版神，1981年。
（29）（45）（49）（50） 同（27）b,第137~139、157、136、158页。
（30）（31）（32）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62~63页。
（33）除了熊海堂以外，李家治文中也出现了这则材料（《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3页），出处均为王士伦 （见（13））。然查王士伦文，并无此内容。我在萧山工作十余年也未曾闻之。为慎重起见还请教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朱伯谦和任士龙两位先生，均表示从未听说过。
（36） 朱伯谦：《浙江东阳象塘窑址调查记》，《考古》1964年第4期。
（37） 怀疑的理由：一，这些材料均为20世纪60至80年代调查所得，并未经过科学发掘和全面揭示。二，观念影响判断。当时对于浙江地区先秦阶段窑炉的认识，受中原中心论的影响，认为周边地区的窑炉技术均应是学习中原马蹄窑的结果。三，浙江窑址考古的较早阶段，在野外调查中火凭外观将范围不大的堆积误为马蹄窑，或将尺寸非常接近、部分暴露的龙窑横截面宽度误作马蹄窑直径，或将后代的马蹄窑误作早期窑炉的可能性均存在。
（39） 李刚：《古代龙窑研究》，《东方博物》，第1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42） 朱伯谦：《试论我国古代的龙窑》，《文物》1984年第3期。
（43） 同(13)a。
（44） 彭适凡：《我国南方古代印纹硬陶制作工艺的探讨》，《景德镇陶瓷》总第26期（《中国古陶瓷研究专辑》，第二辑，1984年。）
（47）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鹰潭市博物馆（李家和、杨巨源、黄水根）：《江西鹰潭角山窑址试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第1期。
（48） 陆建方：《初论马桥——肩头弄文化》，《东南文化》1990年第1、2期合刊。
（51）（52）（54）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9、158~160、169页。
（53） a.同（51）a，第152页。b.同（27）b，第32~50页。
来源：中国古陶瓷研究 第12辑